聚焦效率革命行动·专家访谈|以效率革命行动赋能遂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今年是遂宁建市40周年,我市正锚定“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坚持正向激励与反向惩戒相结合,深入开展效率革命行动。近日,市委党校(遂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屈燕接受专访,就我市正在开展的效率革命行动进行深入解读,探讨其对推进遂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分享国内外相关经验,为深入理解这一重要行动提供新视角。

记者:请您谈谈对效率革命行动的理解。

屈燕:简单来说,效率革命行动就是以系统性变革为核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管理机制和先进技术赋能,实现组织效能的跨越式提升,最终服务于我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目标。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理解——

首先,就是“效率”,即成果与消耗的比率、产出与投入的比率,要求最大限度消除无效劳动、挖掘内部潜力。

“革命”,就是根本变革,实现效率质的飞跃。从效率提升的幅度看,意味着效率的提升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跨越式,甚至颠覆式的,要让“效率”成为遂宁新的竞争优势和品牌形象;从效率提升的广度看,涵盖观念、制度、技术、组织等全方位变革,而非单一层面的局部优化;从效率提升的流程看,要建立“决策-执行-跟踪-考核-反馈”的全过程闭环机制,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全市各级组织实现全流程效率提升‌;从效率提升的领域看,涵盖政府治理、项目建设、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是全领域的效率提升;从效率提升的主体看,涉及党委部门、行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等各个单位,是全覆盖的效率提升。

而“行动”,则体现了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目标导向。本次效率革命行动锚定“全市各方面工作进入全省第一方阵”总目标,全面推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提速提质。二是强调组织保障。市委成立了开展“效率革命行动”工作专班,对效率革命行动的扎实、有序推进进行统筹安排。三是强调实效考核。注重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的有效提升,以“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为核心目标,细化分解至部门年度任务,同步设定民生改善等指标,确保效率革命行动见真章、出实效。

记者:请您从效率革命行动角度出发,谈谈它对推进遂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影响。

屈燕:市委八届十次全会提出“推进遂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并作出开展效率革命行动的安排,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当现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充分适应生产力的进步时,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因此,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必须重视生产力的提升,并且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效率革命行动作为我市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实践路径,本质是通过对生产力系统的升级和生产关系的主动调适,使二者形成更高效的动态适配,进而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一方面,效率革命行动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通过精简行政流程、减少冗余审批、提高执行力,可以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生产效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整体竞争力;通过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有助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效率革命行动对生产关系具有优化作用。通过政府高效决策、高效运转,可以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通过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可以转变干部观念,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以作风转变促进发展提速,为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记者:我市此次开展效率革命行动,以“转观念、正作风、提质效、优环境、促发展、惠民生”为主题,请您从党的自我革命角度,谈谈对效率革命行动的认识。

屈燕:党的自我革命是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历经百余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的成功秘诀在于敢于进行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效率革命行动本质上体现了市委在新时代坚持刀刃向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政治自觉,生动反映了遂宁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

市委八届十次全会指出全市存在的“八种不良作风”,比如办事拖沓、思想僵化、缺乏担当、打滑空转、能力不足、本本主义等,都是阻碍效率实现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将无从谈起。此次效率革命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来一场自我革命,以解决我市干部在思想、作风、能力以及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九大长效机制”破除思想桎梏、优化决策体系、厘清权责边界、重塑行政流程、强化项目攻坚、提供精准企业服务、践行为民宗旨、纠治不良作风、完善考评体系,重塑全市干部队伍,强化组织功能,提升全市工作效率,提高遂宁速度,打响“遂宁效率”品牌。

记者:在效率革命方面,请您谈谈国内外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屈燕:就效率革命而言,国内外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国际经验方面,部分国家采用高度专业化的人才选拔机制和严格的绩效评估体系,大力发展电子政务服务,使得公民能够在线办理大部分事务。更有国家设立专门效率管理机构,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清理冗余法规、减少浪费,并对财政资金使用进行监控。这些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从国内来看,大家比较熟悉的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北京“接诉即办”机制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除此之外,福建省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实施提高效率、提升效能、提增效益行动,聚焦“效”字,突出“快”“优”“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还有安徽省深化“一改两为”,推出20项行动,提升经济发展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效能、为民办实事效能和作风建设效能。这些做法和经验以及背后的逻辑也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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